澳门新萄京app新文学大系,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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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文革”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,什么也不敢想。近几年来,我想得较多。我走上文学道路正是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始。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,我入了迷,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,然后拿笔写作又成为作家。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,我说过《忏悔录》的作者卢骚(梭)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。其实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,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。我没有走上邪路,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。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生活、爱文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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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。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。“文革”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《思想汇报》,骂自己一辈子“白吃干饭”,“放毒害人”。但是运动过去,我冷静地考虑问题,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,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,尽管我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,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。我不止一次地说过,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,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。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,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,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。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,不顾危险,不怕困难,奔赴革命圣地。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,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,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,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。

作者:据说,你在《大系》的编选作品工作中定下一条重要原则:“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,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。除明显的错字外,不做任何改动。”这出于何种考虑?

 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,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,但感想毕竟是感想,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。

作者:据说,上世纪40年代初,赵家璧先生在重庆曾想续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辑,选收“第二个十年”的作品,无奈日寇入侵,战火频繁,限于客观历史条件,未能如愿。

 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,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:光明必然驱散黑暗,真理一定战胜谎言。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,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。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,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,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、旧制度。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,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,奔向革命。我边写边学,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、热情的信函,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、愿望、困难和痛苦,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。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。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,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,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,更不用说“深入生活”。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,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。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。

丁景唐近照丁景唐作品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1辑巴金作序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2辑作为学者,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、瞿秋白、“左联”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。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,著有《瞿秋白研究文选》、《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》、《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》、《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》等。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1917-1927)后,又开始主持编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辑(1927-1937)。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,主持编撰出版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、《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》以及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、.

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《大公报·大公园》。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辑分别由周扬、巴金、吴组缃、聂绀弩、芦焚、艾青、于伶、夏衍为文学理论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诗、戏剧、电影诸集撰写序文。其中,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电影文学诸集为第一个十年的《大系》所未曾独立成卷。

  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。它有它的传统;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作者们“每作一篇,都是‘有所为’而发,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”。新文学就是讲真话的文学,过去也有“说假话”的作家,但只是极少数,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,他们创造的“不过一个傀儡”。人物的“降生也就是死亡”。为人生的艺术,为社会改革的文学,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、壮大的。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做一番总结了。

解放后,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,后来又进入出版部门,应该说研究对象的资料来源较以前多了。不过担任领导,白天就没时间,但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的研究,当然用上了晚上,更用上了节假日。就这样,几十年来我为我的研究辛勤地耕耘着。

  又有人问:你说的“新文学作品”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?我答道: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。我记得一个规律:好作品淘汰坏作品。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,也不会流传久远,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。

不久,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,我们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

1982年,我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,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,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。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。夏衍在电影、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,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,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。接着我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,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。以后,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。

  在新文学作品中我经常接触到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。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?作品解答了这个问题。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,一起前进,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成长,也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。我和无数的青年一样,如饥似渴地从新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,一篇接一篇,一本接一本,它们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心,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。尽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,受到挫折,走过弯路,可是从新文学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励,得到安慰,我始终热爱生活,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。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,我从它得到温暖,也把火传给别人。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,我作为学生不曾离开老师们走过的道路。

丁景唐:不仅如此,新中国成立后,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,本可着手这一工作,可由于“左”的思想的干扰,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,因此想编第二辑只能是空想。

 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第二个十年),要求我为小说选集作序。我认为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总结是一件好事,但我并不是适当的作序人。三十年代出版的《大系》(第一个十年)中有三卷小说选集,三位编选人(鲁迅、茅盾、郑伯奇)都写了“导言”,他们的导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新编的《大系》中,小说选集共有七卷,却只用一篇序文。我没有精力,也没有时间,重读当时的许多作品,对入选的作家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;也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导言;何况我又是一个病人。我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,编者说:
“并不要求你写完整的序文,写一点感想也可以,长短都行。”好,我就写点感想吧。我被说服了,便答应下来。

茅盾先生曾说:“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,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。”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,还有柔石、殷夫、胡也频、冯铿、李伟森,这“左联五烈士”,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“拓荒者”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,他们用犀利的杂文,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,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。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,留下的精神,是不朽的。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,是因为有意义。我至今认为,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、直挞时弊的文风,那种为国为民,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,在自强不息、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。

  有人问:你给小说选集作序,怎么不提“小说”二字?我答道:我说的“文学作品”,指的正是小说,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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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续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同样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。一直到改革开放后,这个时机才到来。于是,我有了更大胆的计划,决定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,着手编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辑,即第二个十年(1927年—1937年)的20卷本。当我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,大家一致表示同意,并提出,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、文学理论家为《大系》撰写序言。

现在推想起来,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,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,对于“新文学”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,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,复古的,读经的,尊孔的,甚嚣尘上,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。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,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,才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一辑的编撰,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,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,这太重要了。就此,我有了开始影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一辑的10卷本的想法。

1949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、宣传处、新闻出版处处长,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。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,主持编撰出版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、《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》以及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、三、四辑,其中《中国新文学大系(1927-1937)》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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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开始,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,并参加了共产党。创办《蜜蜂》刊物后又负责编辑《联声》刊物,我写诗、散文,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,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。抗战胜利后,我一方面编辑《文坛月报》,一方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。我曾在《前进妇女》上发表阅读鲁迅《祝福》的读后感文章。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当时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到,于是找来鲁迅原著,念给剧团主持人袁雪芬听,袁雪芬很快被吸引住了。不久他们将《祝福》改编成越剧《祥林嫂》搬上舞台。雪声剧团纪念刊上摘引了我的文章的有关论析。《祥林嫂》后成为新越剧的经典,我由此感到欣慰。

丁景唐:其实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《大系》第一辑的《小说二集》时采用的。50年后,我重提这一原则,显得尤为重要。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,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,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;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备尝资料散佚、版本混乱之苦。而《大系》第二辑却能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,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,并标明出版年月,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,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作者:2009年,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,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五辑终于完成,至此,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像一份厚礼齐齐整整呈现在读者面前,真是蔚为壮观。你作为它的第二棒的接力者,以及第三棒、第四棒的“总领队和顾问”,当时很高兴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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